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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博境外基金在台灣之總代理為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。有些高槓桿的能源企業可能會在這波循環中落入違約的命運。

有些投資人一看到負面消息就卻步，而有些高收益債經理人原本沒有用很多時間去分析投資等級債券，所以對於這些遭到降評的「折翼天使」，可能要花上更多時間才能決定投資與否。翻譯之內容本質上或有定義未能完全符合原文之處，原始之英文文件將作為澄清定義之主要文件。惟聯博並不對本文件內任何資料之正確性為任何陳述或保證，亦不保證這些資料所為之任何估計、預測或意見將會實現。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效，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。聯博認為，最好的方式是讓自己保持彈性，才能在發現價格錯置的標的時，隨時掌握機會。

同時，若債券評級降為垃圾等級，投資人的購買意願可能因此降低。基金高收益債券之投資占顯著比重者，適合『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』之投資人。但西方還歷經科學革命，因而從事科技者亦可成為職業，這樣，科學家、醫生、與專門技術人員都有了營生的憑藉。

比較英法兩國在十八世紀政治進程，英國從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之後，改革政治成了英國歷史進程的主旋律，至如法國，則走向革命政治。中國自十九世紀最後一個十年，開始有人替中國政治進程拋出革命這條路，並加以實踐。再加上棉布易髒的特性，促使人們勤於洗換，這是西方清潔觀的建立。這本書即為高陽所著的《水龍吟》（台北：聯經，1991），梅森《中國刑罰》書中雖未見凌遲，但當時川楚教匪的匪首，一經俘獲，便施以凌遲之刑。

（頁44）我根據《憲宗實錄》轉述這一故事，史書明文只寫「凌遲」二字，我只能推想其故，但都不如以上高陽透過書中人物荷姑思索前途時內心的心理活動，高陽安排用荷姑觀點寫出他所瞭解的凌遲之刑。當棉布消費搭上工業革命列車，有待傾銷到中國之後，英國商人亟亟於打開中國市場。

這些，中國社會尚一時無法應運而生。梅森所居的廣州一隅在同一時間，確實沒有叛亂發生，故不曾見到凌遲之刑。不過，今天藉由梅森為中國這個異國的異文化開了一個小口，算是一種端緒，引起筆者思索近古與近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工程大問題。文：盧建榮 世界風雲變幻三百年下中國崛起有望？ ——喬治．梅森《中國刑罰》的一種讀法 在十八、十九世紀之交，也就是梅森從籌備《中國刑罰》到出版，以至刊行的年頭。

中國綿亙十來年的川楚教亂，把國庫榨乾得一塌糊塗。大家試想，梅森穿戴的、乘坐的交通工具，以及其他物質享用的，明顯都高於中國各式各樣之物。從此之後，直至一九八六年，傳承大革命的在野政黨才首度執政。這時西方正在經歷工業革命和棉花革命，物質生活正在飛躍的進步，很快便把中國生活各個層面都給比了下去。

以下歷史發展，不用我多說。但在陷於長期政治動盪情況下，改革論又開始有生意。

前方統帥以養寇自重，這無疑是拖垮財政的一大原由。法國從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九年，是所謂大革命。

何以中國不給自己多一條路選擇？這就說來話長了。反正，中國陷於政治進程只有一條路這樣極端思維的僵局之中，走不出來了。這種布料無分貴賤皆可擁有。中國自十三世紀發展出來的棉紡織業和土棉布消費，全被西洋棉衣褲貿易給擊垮。後來革命派獲勝，中國成為共和立憲國家。西方文明帶給人們生活舒適的新現象，所至之處，舉世無不望風披靡。

這就是我們深悉的革命（共和立憲）與改革（君主立憲）之爭，亦即是法國模式與英國模式之爭。可是革命派力主改革論不夠政治正確，而將改革論定罪為反革命（按：一如法國大革命時期之政治）。

然而，革命了十年，革命成果被野心政客拿破崙所攫走不說，革命十年間，貴族和教士多少人頭落地，最後，革命隊伍中內鬥，互相殺伐。此其間，國體與政體屢屢更易。

中國人也逐漸接受西式生活器具。早在大革命爆發，英國保守主義大師柏克（E. Burke）出版《法國大革命的反思》一書，主要在指出，英國政治穩中求變策略下，以不斷革新來小幅度、並漸近式解決大問題。

相反地，法國以革命方式思一舉推倒體制，並從零開始，以激進態度去解決沉疴難題。這一西方機密，中國莫說在十八、十九世紀之交聞所未聞（按：這是對世界動向的無知），即令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紀，中國仍弄不懂其中玄機。英國透過外貿所積累的財富，據《後美國霸權時代》一書的分析指出，在中國乾嘉時代，中英經濟產值、經濟產能，中國已經屈居下風。結果，柏克預言，法國往往事與願違，將陷入到革命與反革命長期鬥爭之中。

工業革命，不用我辭費。亦即，法國有著革命遺產，政治動盪了逾兩百年。

可中國猶不自知，還在以「天朝上國」對待蕞爾小國的英㹫。這是在與提改革論的對手打對台。

這是西風壓到東風的一個面向法國從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九年，是所謂大革命。

中國自十九世紀最後一個十年，開始有人替中國政治進程拋出革命這條路，並加以實踐。此其間，國體與政體屢屢更易。這是西風壓到東風的一個面向。反正，中國陷於政治進程只有一條路這樣極端思維的僵局之中，走不出來了。

英國透過外貿所積累的財富，據《後美國霸權時代》一書的分析指出，在中國乾嘉時代，中英經濟產值、經濟產能，中國已經屈居下風。他還不是貴族，只以中下階層物質生活水平，便毫無滯礙地看出西方社會與中國社會懸隔之大。

比較英法兩國在十八世紀政治進程，英國從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之後，改革政治成了英國歷史進程的主旋律，至如法國，則走向革命政治。但西方還歷經科學革命，因而從事科技者亦可成為職業，這樣，科學家、醫生、與專門技術人員都有了營生的憑藉。

這些凌遲之刑全在川楚前線就地處分掉了。何以中國不給自己多一條路選擇？這就說來話長了。